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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19-09-08 15:07   来源:未知   阅读:

  】两个《规定》的出台,在司法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之叫好者不在少数,但是,囿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司法工作的严肃性,实践起来就显得尤为困难。所以,探索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配套落实措施就显得尤为必要。要把《规定》落实到位,就必须明确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领导身份概念、权力范围,解决插手过程的记录方法、记录结果的法律效力和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保障等问题,才能让规定不但被称颂叫好,还起到实实在在的规范作用,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实质上的进步。

  在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我国,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盲目以个人意志代替党纪国法,对司法工作进行插手干预,把人情世故的拙劣品质带到工作中来,以 “社会效果”、“地方发展”等冠冕的理由直接左右案件进展,或者利用官场影响力,指示和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办事”、“慎重处理”,为亲戚朋友打招呼、说情,谋取私利等,给司法工作的严肃性带来严重挑战和伤害。2015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同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内部规定》),进一步延伸、细化和明确了插手过问司法案件的责任主体和追责依据,这两项全新的制度出台,在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对司法工作真正实现去行政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要从根本上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需要宏观体制和法律文化的点滴进步,需要认真地落实现有规定,赋予其实践中的生命力。[1]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案件性质千变万化,社会关系千丝万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的方式也千奇百怪,那么如何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行为进行有效记录、通报和追责?根据什么程序、什么制度去保障记录得到有效通报和追责?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也是重点和难点,需要深入地探索和研究。基于目前的国家制度,通报、追责和对司法工作者的人事任免保护并不以司法机关为主体进行,此文不作重点研究,本文重点从司法机关对领导干部插手司法案件的记录出发,试图探究一条相对可行,能够一定程度上规制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和过问案件乱象的途径来,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两个《规定》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的行为进行制度层面的监督和惩治,这是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迈出的很关键的一大步,其意义不乏开创性,内容不乏威慑性,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仅凭该文件是难以一蹴而就地解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这一顽疾的,况且《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两个规定条文并不多,分别有十三条、十五条,其篇幅也不长,每个不过3000字,加之司法实践和社会环境交叉重叠,错综复杂,所以,两个《规定》难免天然地存在实践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的特点,亟需配套制度和措施来补充和完善,以避免其出台后被束之高阁,可歌可泣不可用。

  一些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往往是不留痕迹的口头表达,甚至口头表达都会含糊其辞,只在闪烁其词中含有对司法人员的暗示,威胁或利诱,这种微妙的信号可能需要基于干预人与承办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得以意会感知。对于这一类干预,司法人员足以意会,但是根据社会逻辑思维和科学解释,无法将其定义为干预司法案件活动,即使记录了也可能没有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不强,被干预者轻易否定,司法人员反而存在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所以,研究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方法、案件承办人如何记录并发生法律效力就是比出台规定更难、更大的问题。

  《规定》赋予了司法人员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行为的权利,也明确了不如实记录的行为后果,但是权利没有保障就相当于没有权利。在司法人员全面记录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之后,若是案件承办人受到领导干部的打击报复,将以何种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是在所难免的,也是《规定》没有细化解决的。

  我们姑且理想化地认为司法人员能够如实全面地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全程留痕,保证每次干预都有据可查,但是,可查的都是“有据”的吗?有些形式的记录可能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微乎其微,再或者根本就无法补强。在纪检监察环节、刑事诉讼法环节,谁来对这种证据缺陷埋单?谁来承担承办人依法依规办案的举证责任?

  《内部规定》明确要求,与案件无关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过问、插手干预司法案件,但实践中,大量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出现在司法系统内部,且干预人往往对案件有管辖、过问、甚至决定的权力,作为具体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是否有勇气将本单位领导干预自己承办案件的行为如实、全面地记录在案?记录后,司法机关内部领导有没有在职权范围内“合法地”报复案件承办人的可能性? 报复后案件承办人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上问题的存在,都说明了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去行政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若有行政化属性存在,具体承办人对于单位领导就必然存在着记录与不记录的矛盾心理,此为人之常情,需要制度的重新构建,亟待下一步司法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完善。大道至简高手坛新网址

  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已然是司法独立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困惑,厘清领导干部的身份问题,才能明确插手干预司法案件问题的主体资格,确定对该问题的记录、通报和追责的具体范围。要研究和解决这个困惑,首要问题在于明确领导干部的范围和身份,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主体“适格”问题。

  《规定》第十二条明确指出,本规定所指领导干部,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内部规定》补充指出,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指在司法机关工作的人员,包括司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就司法机关而言,可能对执法、司法工作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适格领导应该包括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干部、系统内的各级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和本单位领导干部,其中内部领导干部应明确为包括上级、同级机关中,对案件承办人在思想、业务、人事管理、资格许可等方面具有实际指令、指导、监督和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同时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两办”《规定》里“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没有明确指出包括离退休人员,但在司法实践中,离退休领导干部利用影响力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情况并不鲜见,所以,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应该包括离退休人员,才是防止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应有之意。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所以,明确领导干部权力清单,把司法案件过问权剔除在党政领导干部权力清单之外,是预防干预活动的应有之意。卡尔﹒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此话对于检察官、警察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甚至律师都同样适用。严格而言,司法活动只接受监督,不接受领导。对司法活动有领导职权的领导干部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以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权利”,而这种权利应该体现在其履行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义务”上,党政领导干部、一般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和普通社会成员一样,对于司法活动的影响应体现在其维护其“监督权利”的活动中,所以,研究领导干部对司法活动的影响,需要先明晰几个常见、关键的主体关系。

  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众所周知,这二者并不存在矛盾,“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早已被专家学者否定了,此处不赘言。但是,党对司法活动的领导应该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党的领导在于政治方向的领导。根据《中国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实行全面领导。”那么,地方党委或者履职在其重要工作岗位上的干部插手过问司法案件,就似乎有了坚强的法律依据,成了名正言顺的依法履职了,而这本身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党的领导在于对司法机关思想路线上的领导,即政治方向上的领导,是对司法活动是否有法必依、是否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的监督,而“司法活动不属于党务活动的范畴,各级党委不享有准司法权。”[3]其二、党的领导不等于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直接以党委的名义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情况并不多,因为党委意见是一种集体意志,党委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质使其意见一般不轻易干预司法活动,但是,党委中的成员以党委名义或凭借职权带来的个人影响力插手干预司法活动的情况却不在少数。所以,在充分肯定和坚持党对司法活动领导的同时,必须明确,党员领导干部并不代表党,司法工作者切勿将个别党员的意志理解为党的意志,并轻易为之折服。

  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有人大机关的职权监督、政协机关的民主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规定》里指出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主体包括了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那么,在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三个机关及其履职干部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及其行政权力的违法阻却事由。其一、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但“人大不能直接对案件本身进行审查,不能对案件的处理作出决定”[4],不能单方面否定、撤销或变更司法机关的侦查、公诉和审判等司法活动,更不能通过决议等“人民民主”的形式替代检委会、审委会的民主,把非法活动合法化。其二、行政机关对司法活动只有监督权利,不存在监督权力,囿于当前司法体制的不完善,司法机关的财力与当地财政挂钩,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存在着“脐带”关系,由此带来的行政干预无可避免,尚需通过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在此不再延伸论述。

  在现实环境中,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不同案件性质的不同环节,其干预手段有所不同。为便于分析研究,可以粗略简单地分为直接明示的干预和间接暗示的干预。当然,两种干预手段之间并非是绝对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交叉,彼此重叠的,进行分类研究,只是为了把错综复杂的干预情形相对清晰化、具体化,以便于研究相应的解决途经。

  明示干预,就是党政机关或领导干部通过直接表达意图,要求承办人违背司法程序或法律规定进行办案,以达到其期望效果的干预方式。这种干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假以组织之名的干预活动。这种干预行为手段直接,目的明确,一般发生在党政机关对司法案件的干预上,党政机关通过直接发公文、会议决定、工作指示等方式,给干预行为冠以维护稳定、顾全大局、地方发展、社会效果等冠冕理由,多集中在行政诉讼案件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经济类案件中,其目的在于企图用行政权力改变、否定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左右案件进展,以迎合党政机关的行政意图。虽然这类干预中的一部分可能确实出于“公心”,但也严重伤害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在司法实践中,此类干预方式并不鲜见,如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曾以的形式,向娄底市委政法委“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陕西省国土厅因为矿权纠纷败诉后,为对抗法院的判决,召开所谓的“判决”性质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5]

  2.直接表达个人利益要求。当司法机关的正常、合法的司法活动触及到部分领导干部的仕途、经济、人际等利益链条时,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其官场职权、威望或社会影响力,以金钱、人事安排承诺或其他间接利益对司法机关领导、案件承办人进行贿买,甚至以案件承办人的人身、财产、仕途等切身利益作为威胁,要求承办人按照其意图执法办案,否则以各种非法手段进行打击报复。《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通报的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即属此类:2014年7月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受理原告施荣昌与被告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第三人何建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告施伟平的丈夫徐乘胜(金华市婺城区供销社党委书记、主任)感到案情对其妻不利,即多次找承办法官胡胜克,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否则不让其当庭长了,2014年9月,一审宣判后,徐又多次威胁咒骂胡;2015年3月,金华中院二审维持一审原判,徐乘胜再次打电话找胡胜克,要求接待,胡表示二审已经维持原判,不便接待,徐声称:“如果不接待,就到家里去。”因担心家人受到惊扰,胡在办公室接待了徐,在接待期间,徐多次以“你出去怎么死都不知道”、“法院会被炸掉”等语言威胁胡胜克;下班后,胡胜克要去学校接女儿,徐乘胜仍缠着不放,并称“你接小孩,我跟你去接,正好熟悉下。”胡胜克不堪其言语谩骂、威胁家人的刺激,将徐乘胜抱摔在地,自己也随之摔倒,但二人并未发生相互殴打行为。随后,徐以法官打人报警,胡也以徐乘胜威胁其家人安全、限制人身自由报警。[6]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基于对法律的基本认识和畏惧,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插手干预司法案件,于是暗示干预就成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最为常用的手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身职权、官场威望、社会影响力和人际关系网,以相对隐蔽的手段,间接插手干预司法案件,影响司法程序、审判结果,甚至司法执行活动。这类干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情况错综复杂,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1.领导指示“慎重处理”型,这是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的惯用手法,通过政法委等部门对案件作出批示,分析案件的利害关系,然后要求注意社会影响力,“慎重处理”,而不对案件处理方式和结果表示明确态度,留给承办人意会。2.领导要求“依法依规”型。这类领导干部可能用指示、强调、嘱咐的口吻,冠冕地强调一定要“依法依规”办,但又有意传达其非法愿望,让承办人心领神会。3.私人过问表示“关切”型,即一些领导干部通过致电、约饭等方式,表示对案件进展的关心,故意把自己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情感关系信息传递给案件承办人,暗示自己的心里意图;4.反复彰显“大义灭亲”型。因司法程序和审判结果可能对这类领导干部的亲属带来不利后果时,他们就主动设法与司法机关对话,但其始终以“大义灭亲”的态度,要求司法机关进行“严惩”,实则故意强调其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让承办人心领神会。5.大打“感情牌”型。当司法案件即将、或正在影响到某些领导干部的非法利益时,这些领导干部表面完全不关心司法案件本身,提及案件时候只是蜻蜓点水,但又一再表达和传递其与案件承办人的感情深厚,利益相连等信息,以暗示承办人维护其非法意图。6.利益输送型。有些领导干部为了改变司法机关正在进行的、不利于其切身利益的正常司法工作方向,故意对司法机关、案件承办人行贿,输送利益,或者许以利益,从而达到其非法目的。7.借人之手型。司法实践中,有较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因畏惧法律制裁,不敢亲自出面进行干预,但利用其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朋友进行干预;同时,一部分领导干部为达到自己非法目的,以其他对案件更具有干预能力的人之名,秘密插手干预,所得非法利益却归自己所有。

  根据两个《规定》相关要求,承办人应该对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全过程进行如实记录,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和追责的依据,案件承办人两次以上应当记录而不记录的要给予纪律处分。记录是所有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通报和追责制度都以准确、全面的记录为条件,但是,现实社会的错综复杂和干预手段的千奇百态,让记录工作变得难以付诸实践,该记哪些,怎么记,两个《规定》里并没有明确,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

  让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被全程留痕,有据可查,就应该规范记录方法,填写《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情况登记备案表》,将插手干预的过程详细记录下来,记录的内容应包括干预人基本信息、干预时间、干预地点、干预内容、干预方法、与案件当事人关系、干预后果等重要信息,与《廉洁自律卡》等一起,作为必要案件材料装订入卷形成“一案四卡”制度,在案件质量评查中作为卷宗完整性的重要参考,督促落实。《登记备案表》应在记录结束,案件进入下一个司法程序之前,及时报备本单位纪检部门、上一级司法机关、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和政法委;对于被记录者属于备案部门领导的,可不在该部门备案,司法机关内部领导插手干预的,可不在本单位纪检部门备案,如不便于要求本单位主管领导签字或主管领导不签字的,可以暂不签字,直接报备其他主管部门。对插手行为较为严重,对案件发展的影响存在紧迫性的,记录后还应及时向检察机关报送。对应当备案而不备案,或故意隐瞒干预实情的,按照“两办”《规定》进行处理,并由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结果承担责任;接受干预人贿赂,与干预人串通作案的,与干预人负同等责任;对于其他无法记录留痕的干预形式,承办人应在《登记备案表》中进行详细记录和说明,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线索;对于因不可抗力、干预人暴力干扰等导致承办人无法记录的,承办人也负有报备责任,但经过合理说明后,在客观阻却因素范围内免责。

  要求案件承办人对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进行全面如实记录,首先就应该明确应该记录什么内容的问题,让承办人有明确的记录范围参考,才能以惩戒制度要求承办人去落实《规定》关于记录的义务。开奖现场结果。一般来说,记录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类:1.党、政、人大、政协等机关以组织名义,通过直接发公文、会议决定、工作指示等方式改变、否定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程序或裁定、判决结果的;2.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请求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3.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向承办人要求私下会见被羁押的案件当事人或者相关证人、举报人的;4.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向办案人员打听案件的初步计划、侦查方案、办案人员的组成及其家庭情况、犯罪嫌疑人到案情况、证人姓名、拟对嫌疑人采取何种措施等;5.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向办案人员为案件当事人开脱、说情、打招呼的;6.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利用其官场职权、威望或社会影响力,以金钱、人事安排承诺或其他间接利益对司法机关领导、案件承办人进行贿买,以企图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7.领导干部以案件承办人的人身、财产、仕途等切身利益作为要挟,要求承办人按照其意图执法办案,否则以各种非法手段进行打击报复的;8.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规定为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亲属等通风报信、转递涉案材料的;9.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利用其身边工作人员或亲属出面,以任何组织或个人名义进行插手、干预或过问的。

  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手段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可能会因为案件性质、案件节点、机关职能、社会文化等而不同,根据干预的表现分为显性干预和隐性干预。值得注意的是,显性干预可能是秘密的,隐性干预可能是公开,此处所称显性与隐性并非显而易见与秘而不宣的区别,而是针对干预活动的可侦察性和记录之后的证据能力而言的,如此分类,在于为记录、通报和追责的操作方法研究提供基础。

  这是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较为直接、明显的干预形式,一般通过发文、指示、信函、邮件、致电、约饭、口头过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上文所述的直接明示的干预手段多为显性干预,但并不全是。

  1.显性干预表现形式。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显性干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干预痕迹明显的发文指示、开会决定、致信要求、传递条子等。这类干预形式往往手段直接、内容明了,目的明确,干预过后会留下明确具体的证据材料,所以多体现在明示的干预活动中,相对而言,这种干预形式并不算多见。(2)内容明确的致电过问、当面指示、约饭请托等。这类干预形式虽然内容转瞬即逝,难以具体量化,但是,其内容清楚明了,通过信息内容可以凭借科学逻辑、语言逻辑推知其插手目的,如果借助科技手段、证人回忆等记录下来,则能客观、准确地再现其过问、干预行为。(3)对案件承办人进行利益输送或恐吓威胁。这类干预主要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对承办人行贿、或通过当面、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给承办人实施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的威胁,虽然多为秘密进行,较难记录,但也存在记录、侦查方面的可操作性,且记录内容一般可作为通报追责的依据。

  2.应对显性干预的记录参考办法。根据干预的表现形式不同,记录方法也存在必然的差别,所以,通过《意见》明晰记录方法和记录结果的处理制度就尤为必要。根据司法实践和社会经验,一般来说,承办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参考以下方法进行记录:(1)对于党政机关直接发文插手干预的,除在《登记备案表》中详细填写外,应把文件作为必备材料装订入卷。(2)对于领导干部通过开会对案件进行干预和指示的应将会议记录或纪要装订入卷,对于会议没有制作记录或纪要的,由承办人自己记录并要求指示人签名确认,指示人不签名或明显不方便要求其签字的,由在场与会人员2人以上签字为证;对于不便于文字记录的,承办人也可以对会议干预过程进行录音,并刻录为光盘,以电子证据形式装附入卷。(3)对于领导干部要求见面打探和干预案件的,应给予拒绝,该领导有权过问案情的,应在办案工作区,两个以上本部门司法工作人员在场方可接待,并对打探和干预进行录音录像,刻录光盘入卷。(4)对于领导干部通过打电话恐吓或提出非法要求的,应对通话过程进行录音,并刻录光盘,与电话运营商出具的通线)对领导干部以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及其他社交工具对承办人提出非法要求或威胁的,应及时以扫描、拍照等方式,保存干预痕迹并入卷。(6)对于领导干部以通过其他社交途径私下找到承办人,插手干预案件的,承办人应主动避让,无法避让的,应对插手过程进行录音,或填写《登记备案表》,经其他在场证人签名后入卷。(7)上级、同级司法机关内部领导干部因履行领导、监督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的,应当依照程序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由办案人员记录在案,如提出与案件事实明显不符又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意见和要求、或其意见要求与承办人的认识相差较大的,要求过问人签字确认,过问人不签字的,对拒绝签字过程进行录像、录音。

  与显性干预相比,这一类干预的手段显得较为隐蔽,干预者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干预因子较为抽象,无法从科学逻辑和语言逻辑中将其目的推导出来,承办人也只能意会感知这种信号,而无法传递表达,更不能具体地量化出来,干预结束后几乎找不出任何纰漏,而干预力量、带来的后果可能比显性干预大得多,上文所述间接暗示的干预手法多表现为隐性干预,但也并非全然如此。

  1.隐性干预的表现形式。该类干预从表征上无法逻辑地推知其干预目的,但承办人能凭借社会经验、人际社交规律感知出来,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内容模糊、抽象的肢体信号、语言信息等。这种干预形式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如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眼神和表情、会议上故意咳嗽警告、有意顾左右而言他,指示“一定要慎重处理”等。(2)正话反说、话中有话的干预。这一类干预往往发生在特定的环境场合,内容抽象,从单纯的语言里很难看出其意图,只有结合所处环境,才能明确其意思。如上文所述“分析”利弊后,再强调“依法依规办”的指示、表达关切后,再强调“严惩不怠”,传递利益相关信号后,再请求“大义灭亲”等。(3)故意发表、传播利己言论,间接给案件承办人施压。有些领导干部为了干预司法案件进展,不直接与案件承办人接触,却故意向外界表达个人政治理念、发表个人法律观点、传播利己信息,以达到威慑、提醒、误导承办人的目的。

  2.应对隐性干预的记录参考办法。一般来说,司法工作人员都有一定的证据意识和侦查能力,面对显性干预,能够采取一定方式进行记录,记录的材料有可能具有一定证据能力,通过补强,甚至可以作为后期通报追责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但是,隐性干预则几乎不可能记录下来,即便是记录下来,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力,证据补强更是无从谈起,那是不是就不记录了呢?显然不行!(1)结合隐形干预的抽象性和“只可意会性”,对于干预信号不强,授意高度模糊,对正常办案不带来任何影响的,承办人可以不记录,权当未领会干预意图,但必须口头或书面向分管领导报备,在领导的指导下按正常程序办案。(2)对于“正话反说”之类干预的谈话、文字材料或电子信息,能记录的,应当采用上文所述针对明示干预的记录方法进行记录,按照一般卷宗的完整性要求整理入卷,然后按照正常程序办案。(3)因不可抗力和干预方式特殊性而不能记录的,承办人应置之不理,按正常程序办案,并以书面形式进行案件办理过程总结,将明显存在、却没有客观介质记录的干预行为完整、客观地报告给本部门纪检部门、政法委、纪委,必要时也可装订入卷,接受备案部门应当严格保密,在必要时把备案材料作为线)对于领导干部借他人之手进行干预的,承办人明确知道实际情况的,或者干预人以别人之名干预的,除按照一般记录程序对干预过程进行记录外,应将实际情况备注在《登记备案表》中,并在报备时重点向纪检监察部门说明。

  案件承办人对干预行为进行全程留痕,全面记录以后,记录内容是否能具有证据能力,是否可以进行补强,是否能给承办人带来保护,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不同审查形式的不同审查环节,对证明力大小的要求存在差别,但任何审查形式的任何环节,承办人主张自己无过错的,都需要有证据能力的证据。

  对于显性干预,除案件承办人与干预人进行串通外,一般来说,承办人都可以记录干预过程,且具有证据能力,但对于隐性干预而言,承办人往往难以记录,即便记录下来,记录的内容也往往没有证据能力。所以,要求承办人对案件瑕疵或错误负“无过错责任”是很苛刻的,除审判环节外,承办人只要排除干预因素,按照应有程序办案,并全面如实记录干预过程,不应当对自己承办环节以外的案件瑕疵或错误结果负责。(1)对于承办人全面、客观地记录的直接证据,经接受备案部门查证属实后应给予采用,并免除承办人承办环节以外的案件错误或瑕疵责任。(2)对于承办人记录、经接受备案部门查证属实,具有证据能力的间接证据,在纪检监察或刑事诉讼审查中,附加承办人配合侦查的义务,无法补强的,要求承办人对客观限制外、过错范围内的案件错误或瑕疵承担责任。(3)对承办人已经记录、但不具有证据能力的,应以承办人记录报备的材料为线索,进行深入审查,承办人只要能证明在自己经手环节没有出现瑕疵或者过错,即可免除责任,而不对导致案件瑕疵或错误的其他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也不应对案件结果承担责任。(4)对无法记录,但已经进行案件办理过程报告并备案的,且承办人能够给出合理解释的,排除合理怀疑后,应该采信,承办人只在过错范围内负责。

  在现实的办案过程中,面对来自领导干部的干预行为,我们并不能理想化地要求承办人积极主动、全面客观地对干预过程进行记录,承办人往往因为各种社会因素而不能记、不愿记。为了督促案件承办人积极地记录干预痕迹,就需要为承办人附加举证责任,也就是对案件没有在自己经手环节出现过错承担举证责任。(1)对于司法人员排除干预,且已备案的,没有对案件造成影响的,承办人免除配合调查和举证的责任,且不对下一环节出现的案件瑕疵或错误承担举证责任和后果责任。(2)对于干预行为影响正常司法程序,造成冤假错案的,应以司法程序开展调查,承办人应积极协助调查,并对案件不在自己经办环节出现瑕疵或错误承担举证责任。(3)对于干预行为造成案件瑕疵,纪检监察机关需要对干预人进行纪律审查的,承办人在过错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和后果责任。(4)对于已经记录备案,但记录备案内容不具有证据能力或证据效力不够的,报备人应积极配合调查,后期调查无法补正或补强的,报备人应作出合理解释,并就案件在自己承办环节出现的错误或瑕疵承担责任。(5)对于应该记录、可以记录但未记录并备案的,案件承办人应对因此带来的案件错误或瑕疵承担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客观来说,在司法实践中,承办人面对各种来自领导干部的干预,不是每次插手都可以记录在案的,有一部分是不能记、不愿记,但更多的是不敢记。民间有句讽刺的话说:“宪法部门法,不如领导的看法”这并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调侃,还是司法现状的一个现实困境,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里,案件承办人一般位卑言轻,岗位晋升、工资福利、子女就业乃至于全家人的人身安全都可能系于某一个领导或者某一股力量,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不得不在法律良知和生存条件之间作出取舍,如果没有足够的保障,司法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去单靠法律良知和社会正义而做到绝对的公平正义,这也是社会客观规律。《内部规定》第七条明确指出:“办案人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调离、辞退或者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但这不能绝对排除领导干部以迂回方式,把对办案人员的不公平待遇合法化的可能,所以,要增强司法工作者排除干预的信心和决心,就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司法从业者给予倾向性保护,由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和人民政府联合建立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报备档案,重点关注曾经对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行为报备过的司法工作者及其家属的工作、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司法从业人员可能涉及因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而带来的行政复议、申诉,民事诉讼等,应通过立法等方式给予倾向性保护,比如提高其复议机关的级别,相对更宽容地接受其在人事任免、福利待遇、医疗卫生、人身安全等方面的申诉和复议请求,在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其的附加义务负担,给予更多的权利关爱,让承办人在面对利诱、恐吓的时候,增加其倾向公平正义的筹码,这是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重视和尊重司法工作者的应有之意。当然,这些都要靠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不断进步来实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也许能迈出一个较大的步伐。

  以上所论述的,都是司法工作人员面对领导干部的时候,应该如何防守,但这并不是解决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根本途径,要尽可能地减少司法工作中的干预因素,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从司法工作者自身来进行规范教育,就像当我们面对严重的有毒有害气体污染时,戴口罩可能并不是最长效机制,除了要求政府进行严格治理,自身也要增强免疫力,必要时培植疫苗,以更好地解决污染带来的困扰和恐惧,也就是应该对司法工作者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与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和营造良好的司法工作氛围,培养有高度责任感、正义感的司法工作人员。除此之外,还要建立符合司法工作人员工作性质的管理体制。近日,“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明确规范了司法人员的6种特殊时期的社交关系,该规定依然具有可操作性不强的特点,但这已是对两个《规定》的细化,无疑能为两个《规定》的实施提供重要参考,在司法实践中为排除行政权力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两个《规定》的出台,为推进依法治国,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但是,“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7],全社会为两个《规定》鼓掌欢呼,却很少有结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当然,社会是复杂的,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的方法和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变的,一个国家的立法尚且不能包罗涵盖和规范所有的社会关系,所以,任何规范性文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现存的问题,《规定》也不例外。但是,一个文件的出台,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施,不要让其被束之高阁,却成为“僵尸”条款,便是一种最大的进步。

  [1]田雨:《基于审判主义视觉的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问题研究》,山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卷第3期。

  [6]金华中院:法影斑驳《法官不可辱—金华中院通报全国首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情况》,201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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